自打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問世以來，舊製度在變革中更易引發革命，在近年的學界，成了一種流行論點。美國政治學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關俄國、中國革命的宏觀論述，更是強化了這種觀點。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成了一個改革引發革命的典型案例。似乎改革成了舊體製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還好，一改，死得更快。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寧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確，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證這個觀點，這場革命，的確發生在清朝最後，也是最認真的一場改革過程中，打響第一槍的新軍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產物。多少年來，對於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會矛盾，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因而引發了革命。客氣一點的說是操作不當，不客氣的幹脆等於就是說，當時的中國，根本不具備改革的條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諸項改革中，最令人爭議的就是廢科舉，在許多學者看來，這項改掉了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製度的改革，不僅打掉了士子們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斷了民間精英跟朝廷的聯係。也導致了大批士子沒有出路，傾向革命。所以說，革命發生，土崩瓦解，勢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統治的危機，造成了革命的形勢嗎？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麽，清末新政有那一項改革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彈，造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呢？新政期間，所有跟新政有關的民變，比如抗捐抗稅，抵製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規模的。連廢科舉，都波瀾不驚。以至於當時泰晤士報駐北京的記者莫理循樂觀地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製度（1905年9月二日皇帝敕令從1906年開始廢科舉），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變革。”原來一直認為是專門針對廢科舉的民間**，山西的幹草會的所謂“燒先生，打學堂”之舉，現在發現其實好些隻是平常的吃大戶行為。跟新政沒有任何關係。所謂的打燒學堂，隻是揭帖傳單上的宣傳。這一時期發生在江蘇宜興和浙江慈溪、上虞和餘姚等地打砸學堂事件，根據當時的報道，大抵由於經濟糾紛。按道理，改革舉措，涉及哪個人群，哪個人群受損，就容易引發衝突。軍事改革，麵臨被裁撤、降等威脅的舊軍，出現過嘩變和騷亂嗎？沒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並的機構人員鬧過事嗎？也沒有。廢科舉，事關千萬士子的前程，真正起來鬧事的人，也是鳳毛麟角。嚴格來講，新政舉措中，真正引發激烈的民間反彈和抵製的，其實是禁煙。當時的朝廷，下決心在幾年內讓中國禁絕鴉片，從鏟罌粟，到禁絕交易，多頭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禁煙舉措一樣，中國的禁煙，也在很多地方都引發了民變。1910年春，山西文水、交城民眾抵製鏟煙苗，跟官府發生衝突。後來山西巡撫派新軍鎮壓，死傷過百，成為轟動一時的“文交慘案”。1911年春天，在溫州也發生了鏟煙委員下鄉鏟煙，連委員並隨從七八人一同被鄉民打死的事件。溫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樣，下鄉鏟煙的專員，都帶有武裝，配置新式洋槍，但是，卻都遭遇鄉民激烈的武裝抵抗，規模達到成百上千人。這樣的騷亂和民變，在整個新政期間，算是規模最大了。然而，這樣的民眾**，其實跟新政的改革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無論什麽時代，隻要禁煙，就會有這樣的反抗和抵製。在外國學者看來，中國那一時期的禁煙，是卓有成效的。隻是到了民國之後，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盡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