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政治製度，其官僚體係的基本架構，基本上跟晚唐沒有什麽區別，但文官的權力卻大大縮水。朝廷龐大的文官隊伍，實際上隻是藩鎮政府裏為數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鎮的文官主要是書記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時也給軍閥們出謀劃策，類似於軍師。所以，任過書記的文人地位很高，入朝以後就可以成為宰相了。而判官則負責民政和財政事務，實際上是稅收事務的核計總管。前者的地位，類似於戰爭時期的謀略家，這固然是文人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已經不是“大道”。而後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為，更是與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大道背離過遠。在這裏，傳統道德教化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舉措不見了，儒學的養成沒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戰時出主意的謀士，平時征集糧餉的刀筆吏。
唐朝覆滅以後，藩鎮的文官邏輯原封不動地進入了五代。由於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溫屠殺殆盡，餘下的文人，整體素質下降。文官隻是在這兩個意義上發揮著作用，一是為軍人出謀劃策，二是為軍人籌集糧餉。從表麵上看，五代時的文官似乎權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為這時，晚唐的宦官集團隨著唐朝的覆滅而滅亡，新起的軍閥比起文人來，更看不起閹人，而且對晚唐宦官之禍也記憶猶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殺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權沒有了，地位甚低。原來宦官的“專利”樞密使一職，也由士人擔任，因此原來北司（宦官）與南司（宰相）的矛盾徹底消失了。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官，地位卻比晚唐還要低得多，因為文官從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無論是宰相還是樞密使，最多不過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時候，連幕僚都談不上。後漢時，皇帝親衛軍首領史弘肇當著宰相們的麵，公開羞辱文官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用毛錐（毛筆）幹什麽？主管財賦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無毛錐，財賦從哪裏來？（《舊五代史》卷107《史弘肇傳》）在某些武夫眼裏，文官的作用，就是給他們征糧征稅的時候算賬，而那些特別受寵也特別蠻橫的武夫，則幹脆連這一點也不認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