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認為，明朝的政治是傳統複歸以後惡化的政治，惡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廢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導致了君權的絕對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這種說法顯然很富洞見。明代的製度不是一個高明的製度，其關鍵在於它違背了自秦以來這種官僚帝製的客觀規律。這種官僚帝製的關鍵環節在於官僚體係和皇權之間的平衡，以及官僚體製的有效性。宰相製是這種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環節。廢除宰相之後，勢必要尋求某種製度補償性替代，但替代物畢竟不能起到原來宰相製的作用，所以製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別充分。另一方麵，如果士大夫積極性受阻，官僚製的有效性依然難以發揮。如果所有官員隻是皇帝的雇員甚至奴才，製度的彈性就變成了製度的弊病，無法彌補其缺疏部分。好在經過元朝殘酷的統治，士大夫格外珍惜這個好不容易得來的王朝，所以，盡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機會，還是會盡量效忠盡力，使其免於崩潰。孟森先生曾經感到很是詫異，為什麽像明武宗這樣空前絕後的昏君，居然能夠內平大亂，外禦強敵，保持王朝不倒？他將之歸結為明初幾帝遺澤，士氣未衰之故，顯然不確。其實是士大夫自己不樂意讓士氣衰下去，不想讓這個漢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撐的結果。
明朝的失策，還有兩點頗為要緊。一是宗藩製度。凡明室後裔，無論親疏俱高爵厚幣以養之，不令到社會上謀生。初時尚可支持，後來人口不斷增加，遂至負擔不起，造成國庫常年空虛。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鄭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於嚴重損害了沿海的商業貿易。在西方開辟新航線進入全球貿易的時代，中國自己退出貿易圈，不僅影響中國商業貿易的發展，而且使沿海漁夫和商人失業，不得不將自己本來合法的營生，轉為非法，與海盜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結日本浪人，導致了連綿不斷的倭寇之亂。這不僅使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國家喪失了相當部分的商業稅收，而且還影響到國家腹地的穩定，使朝廷在與遼東崛起的滿人的鬥爭中始終處於下風。外患最終嚴重到威脅東北邊疆的時候，一方麵政府收入減少，另一方麵宗室負擔卻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沒有起碼的財力可以應付邊患，隻好大幅度提高農民賦稅，最終激起民變。民變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安內和攘外捉襟見肘，外患和內憂一起襲來，明朝的壽數也就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