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一般將進入近代的時間點，定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西方較為普遍的觀點，則是明朝中後葉。當然，這兩種看法都是有道理的。前者，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強行打開，中國從此逐漸被納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後者，中國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在文化上開始與西方出現較大規模的交流。然而，作為製度變遷，中國關鍵性變化的發生卻沒有那麽早，如果要找一個變化的關節點的話，應該是1861年年初總理衙門的建立。
當然，變化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按某些西方學者的說法，實際上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自身已經在發生變化，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經在就中國的政治和製度提出改革建議。經過了所謂康乾盛世的中國，由於人口激增，土地減少，統治機器鏽蝕，邊疆問題出現，雖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內囊已經上來了。為了應付這種變化，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出現了某種彈性的變化，而士大夫中間則出現了某種回應。對最高統治的批評聲音開始增多，更多的是士大夫對自身學風的反思，人們開始批評乾嘉不問世事的考據風氣，一方麵開始探求邊疆史地、鹽政、治河等實學，一方麵強調士大夫的責任感，由此長期被壓抑的今文經學和宋學開始複興。一些比較有責任感的封疆大吏，也在實際政務操作上，采取不同以往的舉措，開始政務變革的嚐試。鹽政和漕政的改革，在陶澍等地方大員推動下，開始嚐試。18世紀末的中國，出現了以前不能想象的某種政治氣象。雖然，跟整個國家的死氣沉沉相比，這種變革的聲音還顯得過於微細，但已經不能說，在外國人打上門來之前，中國人一點變化的跡象也沒有。正因為某些士大夫對中國自身變化有了足夠的敏感，所以，當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代替白銀輸入中國，以抵消中國產品的出超時，中國很快就有人作出了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