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閱讀的曆史如果從甲骨文開始算起，也有三千多年了。在這漫長的閱讀曆史中，始終是多種閱讀思想並存，各種閱讀方法互見，其中，精讀倍受青睞。三國時董遇提出的“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為廣大學者所讚賞；更有甚者如漢代的桓譚則認為“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把抄書也當作一種讀書方法。快速、高效的閱讀方法在傳統閱讀理論中，一向不被重視。但是，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的快讀實踐，從古到今一直頑強地貫穿在中華民族的閱讀生活史中。
我國快速閱讀的曆史，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雖然焚書坑儒，推行殘暴的文化專製，但他本人並不是不讀書，而是高效讀書，每天至少要讀120斤的竹簡（《史記》卷6）。漢代著名哲學家王充，少年時家貧無書可讀，隻好常常到洛陽書肆中去看書，往往看一遍就能記誦，“遂博通眾流百家”。這種快讀方法，不僅鍛煉了快速感知力、快速理解力，而且還鍛煉了快速思維力、快速記憶力。
宋代是我國傳統教育發展的一個繁榮時期。宋代的許多教育家，像程顥、程頤、朱熹等，都特別強調讀書，但他們注重的是精讀，而精讀的內容又隻限於“四書”“六經”之類。程顥的大弟子謝良佐讀書範圍廣，記憶力又好，他向老師列舉史書，能夠做到不遺一字，卻受到程顥的批評：“可謂玩物喪誌”（《伊洛淵源錄》卷9）。在這樣的閱讀思想指導下，學生自然不敢多讀書，也沒有必要快速讀書。然而，一味精讀的傳統訓練模式，並沒有窒息渴求博覽群書者自主快讀的積極性。我們從《宋史》中還是能夠看到不少關於快速閱讀的人和事的記載，僅據筆者粗略統計就有34人次之多，可見當時掌握了快速閱讀方法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