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是三月二十四號離開蔣介石的——也可以說是蔣介石放走了我們。
去年十一月八號總政治部派我們到九江去做工作，本來預定的是兩個禮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蔣就不肯放我們回來了。從此便在他的形同監視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終是不肯放我們回來的，尤其是對我個人。他在南昌的時候，不知道對我說過多少次，要我住在他的周圍，就是三月十五號他臨走的一晚上也還對我說過：“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現在李仲公被他們扣留了，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長江下遊，有多少宣言是要請你做的。”像這樣的話，他在九江的時候也親自對我說過兩次。
三月二十二號的晚上我奉到中央的電令，叫我到上海去組織總政治部分部。那是一個普通電，老蔣當然是瞞不過的，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著電報去見他。
當我還沒有把電報拿出來的時候，他先就對我說：“聽說武漢有電報叫你到上海去啦。”
我說：“是的。”我便把電報拿給他看。
他說：“這次到上海去，趕快要把‘總司令行營政治部’的招牌打出來了。你是要跟著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不消說我依然是敷衍著他。
他委我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是三月十四號，委任狀現還保存，委任狀寫的是三月一號。關於名稱和人選上他也很費了躊躇。起初他是想用“東南總政治部”的名義，以邵力子為正主任，以我為副。後來決用了新名，更承他的“皇恩浩**”把正主任的榮銜加給了我。——我現在是讓給吳老頭子（稚暉）去了，我想那個老頭兒一定是在暗中感謝我的。像我這樣的人實在是“不識抬舉”；他委我為政治部主任，而且每月還津貼我三百元大洋的費用，我卻反臉無情，竟至把他“賣”了，不消說我和我們鄧大主任（演達）一樣，又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壞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