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誤國”幾乎成為曆史界的某種定論，據說“清談大師”王衍臨死前就是這樣“招供”的：“嗚呼，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晉書》卷四三《王衍傳》）似乎也怨不了別個。不過，細究起來，好像事情並不是那麽簡單，中國人是個喜歡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頭腦又偏偏過於簡單化和直線化。無論哪朝哪代出了毛病，總會就近找出點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黴，大老爺們丟了江山社稷，不知怎麽都怨女人的臉蛋太漂亮，把男人給迷壞了。後來又賴到士風和學風上，“五胡亂華”賴清談誤國，唐朝毀了賴朋黨太多，宋朝亡了賴理學過盛，明朝完了賴士大夫都談“心性”，清朝衰了就賴講考據的光鑽故紙堆。其實，我們這些後來學史的人不應該跟著古人瞎起哄，在有了電腦和因特網的今天，至少應該明白，曆史絕不會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談”作為一種士風，不僅僅包括“談”，而且還有“吃”（藥）和“喝”（酒），更要緊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禮法。雖然算起來應該說是“魏晉風度”，可是源頭卻在東漢末年。名士仲長統有詩雲：“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放散六經，滅絕風雅。”（《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與後來“竹林七賢”的歌詠意思差不多。鄭泉好酒，臨死前與同伴說，一定要將我埋在燒製陶器的窯旁，等到日後化為陶土，燒成酒壺，也好天天盛酒。（《丹鉛總錄》卷二五）後來阮籍聞步兵衙門有廚子善釀酒，而求為步兵校尉。劉伶一邊灌酒，一邊走，後麵跟個童子扛著鐵鍁說，死了就埋。誰能不說，這兩者之間不是異曲同工呢？
魏晉士風的轉移，是東漢士風太苦、太矯情的必然結果。蘇軾說，東漢光武帝喜歡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已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尚虛浮而亡禮法”（《東坡集》卷六二）。其實，東漢之士不僅苦節，而且守禮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裏一守就是十年。後來風流放誕的東晉名族王家之祖王祥，為了孝敬後母，“臥冰求鯉”，苦孝而獲大名，一出山就被聘為州別駕，儒家禮法，已經變成了他們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聲就越大。當然，為了名聲而視死如歸的也大有人在。黨錮之禍，士大夫死節者比比皆是；黨錮之禍，張儉望門投止，多少人甘願破家而相容。當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群雄並起之時，統治者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倫理的大帽子，所以整個空氣顯得有些別扭。由魏及晉，司馬氏諸開國功臣十分輝煌地把別扭變成了虛偽。按魯迅的說法，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老實的人就憤世嫉俗起來，走了極端，幹脆“曠**”，什麽也不講究了，儒家的六經也被《老》、《莊》、《易》這“三玄”所取代。這在這些老實人原本隻是個人行為，但是名士們一瀟灑起來，大家都看著好看，爭相效法，遂蔚成風氣，變成為史家詬病的那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