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是學習西方的變革運動。眾所周知，由於東西方兩大文明體係的隔膜，也由於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巨大優勢和中國人在接觸和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伴生的種種痛苦的遭際，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是充滿荊棘和充滿矛盾的一串連掙紮。他們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懼。中國士兵對於洋槍洋炮，開始非常不習慣，甚至開槍時常常不瞄準被射物，而是轉過臉去，所以在整個19世紀，中國士兵以射擊不準確著稱。中國農民乍一見到大工廠時，竟有人害怕被大煙囪吞掉，沒人敢去工廠做工。士人也是一樣，我們前麵已經講過，第一批幼童出國時所遭的全國士人的冷遇。
盡管不斷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勢，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學，士人的大多數也從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動地對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學習還是極少數人的事情。廣大士人（且不說一般老百姓）對西方，對世界，對今後中國賴以進步的新學，還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北京強學會成立時，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圖，好不容易從上海搞到，“會中人視同拱璧”。因而，對於戊戌維新這樣一種較高層次的近代化變革，思想文化啟蒙的任務顯得格外艱巨和繁難。由於中國人曆史包袱太重，時間耽誤得太多，啟蒙的緊迫性到了甲午戰後也相當突出。從仇視西方到學習西方的思想彎子需要轉；在長期反洋教過程中積累的對西方文化的種種疑惑和誤會需要解釋；樂於學習的需要輸入譯介和點撥，不願學習的需要啟發說服；實行民主政治需要訓練。梁啟超說：“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土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為奴也。”救中國依賴啟蒙，而政治變革也需要啟蒙，粱啟超又說：“今日之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