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社會裏，政治和學術往往是混淆不清的，當朝的元老和書院的山長都忌諱人家說自己不學無文（死後溢號裏加個“文”往往是最高的獎賞）。而政治的狀況好壞也往往扯到學風或者學術上去。明之亡，有人怪罪說是由於心學之空疏；而清之衰，也有人將板子打到漢學考據的屁股上。無論漢學、宋學、今文、古文幾乎都挨過這種似乎挨不上邊的責罵。
反過來，明明素師經世之誌，存心搞政治的人也非得在學術上弄出點名堂，以學術的磚頭敲打政治之門。康有為在維新期間的兩部“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製考》就是以政治為目的的“學術磚頭”或者幹脆誇張一點就如粱啟超所說是學術颶風也未嚐不可。這“兩考”加上他萬木草堂的政治預備期的種種設想，事實上構成了康有為自比馬丁·路德，在中國搞近乎原教旨主義傾向的“儒教改革”的整體方案。
“儒教改革”與興議會，倡民權一樣，都是學習西方的產物，但後者表現的是民主傾向，而前者則是一種思想定一尊的思想專製主義。歐洲具有民主意味的人文主義和具有專製意味的宗教改革，都促進了資本主義製度在歐洲的確立。但是中國確實有中國的國情，這種他人的老路在中國的確很難走通。更何況歐洲倡行這兩種思潮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而康有為他們卻想一肩挑兩副擔子。而這兩副擔子恰恰是不能由一種人來承擔的。這兩種角色不僅僅抒格、衝突，而且根本就不能相容。
一、說經與政治動員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出台較早，主要內容是為很多人所熟悉的，以其大弟子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述為準：“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偽作；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跡，故校中秘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屬亂；五、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總而言之，所謂古文經就是劉歆一手炮製出來的贗品，目的就是為了幫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王莽國號曰新），為達此目的，劉歆在繼承其父劉向校理群書的幾個月中，不僅造出了一捆捆的古文經，而且將其他古書也添加有關記載，甚至連同朝代司馬遷的《史記》也加以改竄（其實《史記》早有其他傳本，斷非某一人可以壟斷），甚至劉歆還使人預先在地下埋好鍾鼎彝器，以備後人發掘證明有古文經的存在。所以古文經就是“偽經”，古文經學就是“新學”，即王莽新朝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