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以往各章節一樣，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要複述百日維新的艱難過程，因為這種過程的描述已經太多了，想要大略了解可以看眾多的教科書，想要詳知端底可看幾種專門史。而且我們也不想重複維新派和頑固派力量對比懸殊的老調，因為很少有政治變革中，變革的力量能占到優勢。關鍵是誰順應曆史的潮流，誰代表進步的方向，沒落的一方在開始總是力量強大的，過於強調這一點，就等於什麽都沒說。
我們在本章所要討論的是百日維新自身所特有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變法的發生也引向了它的夭折。
中國人比起東鄰日本來，在近代的遭際真可謂是多災多難，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失敗的消息傳到日本使它不吃大虧就能學乖。日本的變法，是在沒有多少戰爭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中國卻隻能在割地賠款，最終負債累累、國家殘破的情況下開始，而土地與金錢（相當於清朝兩年多的歲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該近代起步（原始積累）的資本變成了負值。從此以後，貧困和資金嚴重匱乏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瓶頸。
從國內政治來看，戊戌變法也是有點生不逢時，中國真正的鐵腕人物慈禧太後恰在變法契機到來前後麵臨她在製度和輿論壓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權的局麵。在皇權政治中，幾乎再沒有比這種事更令人難堪而且難以忍受的了。其次，經過太平天國之後幾十年漢族官僚的勢力上升，能力雖差但心氣頗高的旗人開始出現反彈，至少在中央政府，他們加強了自己的聲音。從政治上說，這種反彈是一種倒退，因為長期養尊處優的旗人確實拿不出太多的人才。但又是滿清王朝特殊政治結構的一種必然結果。這種反彈從19世紀最後10年一直斷斷續續拖到清王朝覆滅，甚至成為滿清滅亡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