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從總體上看，主要是一場政治變革，不僅發動運動的維新派的先期意圖是以洋務運動為前車之鑒，立意“變製”，而且百日維新的種種措施也以政治變革為主。但是，無論是維新派還是光緒都沒有打算將改革隻局限在政治領域。這裏，就有一個改革的次序問題。
維新派的改革思路前後是有變化的。在運動之初，他們在批評洋務派改革本末倒置時，集中強調了改革政治製度的重要性，無意中暗示了這樣一種次序：要以政治改革為龍頭，拉動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盡管他們在向皇帝上書時往往提出的是一攬子變法方案，但每次上書的重點所在卻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這種思路的延伸，在百日維新前後，變製的努力變成了組織變法中樞之爭，實際上是掌握政權之爭。
但是，在運動過程中，顯然是受了文化整體論的影響，維新派開始傾向於整體一攬子變法全麵鋪開。康有為對日本伊藤博文的談話很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思路，所謂：“行改革事，必全體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則勞而無效。”當然，在全麵開花的同時，也需有重點和主次，即有“本原”和“枝葉”的分別。
除了康梁等維新派主流的改革思路而外，社會上還存在另外的思路。對變法表示支持，並不同程度地參加變法實踐的士大夫們，其中有不少人始終將開民智、興學校作為自己的首要事業。自甲午戰敗之後，他們即著手興辦新式教育，像張元濟、孫治讓等人即是如此。他們在變法中對政治的熱情遠沒有辦學的熱情高，隻是對廢八股有很大的積極性。在他們看來，中國現狀的改變，最要緊的是開民智、開士智，隻要廢掉了八股，將仕進的主渠道疏浚，以後的改革慢慢就會上軌道。所以對他們來說，改革的次序首要一步是興新學，實行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