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宏觀地鳥瞰中國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幾十年的中國學界，不能不令人沮喪，士林的大多數不是沉湎於考據辭章之學，就是營營於八股製藝。留意一下士人的書齋，擺的不是“清供”“清玩”，就是“高頭講章”和“新科利器”。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鏡頭對準中國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廣州，就會發現那裏的學界還是出現某些相當新奇的變化：西學從正門擠了進來，也從側門溜了進來。
嚴格地說，西方近代科學（包括社會與人文學科）是從鴉片戰爭以後才傳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於明末清初在中國士林掀起的一小股“西學熱”，其內涵隻能說是準近代的，作為其主體的天文學還是托勒密體係的，毫無“新”氣可言。然而就是這種檔次的西學也很快化為一現的曇花，像徐光啟、李之藻這樣深通西學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不複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許研究西學的筆記而外，到李善蘭之前，中國士人沒有一本有關西學的譯著問世。
鴉片戰爭以後，西學的進入中國，有正門和側門之分。屬於正門的，就是中國的洋務機構、企業和學校，從這個渠道介紹進來的西學，占了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這段時間內譯介西學主要部分。洋務學堂主要通過課堂講授和講義的印發來傳授西學。從1861年以來，各地陸陸續續辦了一些洋務學堂，比較有名的像北京的同文館、福州的船政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等等，到甲午之前，總計大大小小有三十餘座。這些洋務學堂雖然把大部分時間用來教“正學”（即國學），但畢竟傳授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甚至還有西方地理曆史、法律以及粗淺的經濟學知識。我們從同文館的課程設置可略見一斑（學製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