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知書達理”的讀書人，士的政治運作具有自己的習慣和特色，“知書”意味他們運作手段帶有濃厚的文化意味，“達禮”則象征著對傳統禮製和封建倫理的自覺維護。所謂“士”的政治角色，就定位於此。
不言而喻，士是分為不同階層和類型的，“正途”之科舉，本身就意味著繁複多層的階梯：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生員又可分貢生、廩生、增生和附生，進士又分一甲、二甲、三甲。如果按官階則有九品十八級，紅頂、晶頂和藍頂（清）之類。我們還可以將之分成在朝和在野的，或者高層、中層、低層的，以及富紳與寒士等等，甚至名士、俗士、學者等等也可以算是一種分法。
不論怎樣分，不同類別和不同等級的士，其政治態度是有差別的，其政治動作與習慣也不相同。有的差別是由各自的位置和身份所決定的，比如在朝與在野的士，很自然政治操作與習慣就不可能一樣（有人因為幾乎每個朝代的官方都將正在入仕為官的人不視為四民之首的士，所以在談論士紳的話題時往往隻限於在野的士，顯然，這種限定對於我的話題是不合適的，跟實際情況也相脫節，我們在討論士紳的地方上功能作用時固然可以將正在為官者排除，但絕不能因為讀書人做了官就失去了士的身份。入仕為官恰是幾乎每個士都熱切追求的事）。除了那些單純想從權力中攫取利益的人們之外，入仕實際是接近傳統士子儒家式政治抱負和理想的一種狀態，而這種抱負和理想，也是士之所以為士的要素之一（當然實際政治中理想總是要打折扣的）。或多或少，為官做宦的人均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幹預政事的進行。愈靠近權力中心（皇權）的人（倒不一定按官階排列），這種機會就愈大。位尊權重者或者皇帝的親信可以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較大乃至決定性的發言權，一省的督撫在有可能左右省級政事的同時，對中央或全局的政務也有一定的發言權（清代尤其如此，朝廷經常就某一政策事務征詢督撫的意見）。同樣，隻要不是“閑曹”，掌權柄者都在其範圍內幹預政治活動的運行。是苛政還是寬政，是繁政還是簡政，即使小如知縣也能讓指針向某個方向偏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