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學上，某些比較穩定的化學物質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壓力和觸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樣需要一定的壓力和介質的作用，這壓力和介質均來自於西方，西方步步進逼的侵略就是壓力，而西人、西器與西學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劑。
近些年來，有些國外學者比較強調中國士大夫階層在近代變化的內在線索，好像沒有西方的壓力和挑戰，士大夫也會最終出現近代色彩的演變。但事實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國士大夫在鴉片戰爭前是出現過一些變化的苗頭，但這種變化是在中國文化體係內的循環，無非是經世致用或者樸學考據，漢學或者宋學，今文經學或者古文經學。沒有很強烈的外部刺激和有係統別種文化的輸入，這種循環是很難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條裂紋進行的，第一條裂紋是純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國大門被列強的大炮轟開之際，十字架隨著軍旗，大模大樣地踏入了中國的城鄉。在這場幾乎是立體的文化衝突中，教會學校也挑戰性地滲入中國。直接向由士人壟斷的教育領域發起挑戰。據顧長聲在《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中的統計，到1875年，教會學校總數達到約八百所，學生兩萬餘，而到十九世紀末則在此基礎上翻了一番。在十九世紀，不論是天主教、東正教還是新教各派，他們在中國所辦的學校層次大都比較低，傳教士教師對學生的信仰顯然比對他們的教育程度更關心。據教會自己的調查，許多教會學校“缺少教學人員，設備極差，有的設辦在租賃的中式房屋裏，某校‘有地無屋’；另一所學校的全部設備隻有‘地圖若幹幅，一塊黑板，一個小風琴’……隻有少數學校有閱覽室，聖經學校圖書室的藏書平均不超過五十冊。”比較重視教育的新教差會所辦的學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會學校可想而知。而且，進入教會學校讀書的，大多數為教民世家、貧寒子弟或者處於社會邊緣家庭的子弟，這些人即使有了讀書的機會，也不被傳統的士林所承認。但是，隻要這種“異己”的教育存在而且繼續膨脹，事情總有一天會產生變化。漸漸地，由於通商口岸與洋人打交道成為一種報酬豐厚的職業，而一些較好的教會學校重視外語教學的特點，吸引了一些身處通商口岸，較為開通的商人和富紳子弟，加上長期教會教育的積累，終有少數精英脫穎而出，出身天主教徐匯公學的馬良、馬建忠兄弟，出身英華書院的鄭觀應，出身香港聖保羅書院的伍廷芳以及顏永京（顏惠慶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閎等人，最終以自身無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躋身士林，進出上流社會，贏得了偏見不重的傳統士人的尊敬。形成了士林中獨特而且在日益擴大中的一小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