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滿人）高比例地參政議政，在整個政治體係中，給旗人留出盡可能多的位置，以確保政權的滿族特質。進關以後，變了形的八旗製度，盡管其主要功能軍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會組織的功能並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漢人融合的一麵，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與漢人、與關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風習的一麵。旗人出仕，可以作為全國政治中的個體發揮作用，而作為旗下的一員，他又與旗下閑員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聲音也是統治者所必須顧忌的。
隨著清朝全國統治的延長，旗人政治勢力一直處在消退之中，高額的參政機會並不能保證旗人的政治素質，長期的優裕生活與豢養政策，使得旗人在錦衣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賴越來越多的漢族官僚處理政務，尤其是應付緊急要務。
晚清湘淮軍的崛起為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救了駕，可也徹底改變了整個政治係統中滿重漢輕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滿員從此就成了點綴（大多數時間是無足輕重的點綴）。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聲音來摻和，因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滿缺漢缺比例，依舊維持原狀，各部從堂官到司務、筆帖式，滿員均占一大半，據統計，中央內閣及各部，旗缺要占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大批幾乎屬於旗員的世襲領地的文案、翻譯（滿漢對譯），滿人官吏充斥京師，盡管多為屍位素餐之輩，然而通行的慣例依舊有效。“部事向皆滿尚書當家，漢尚書伴食而已”。各部屬員最關鍵的差事是掌印、主稿兩職。主稿負責起草文件，掌印負責“佩司印之鑰”，後者權重，前者責繁，所以一般主稿多為漢員，而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官製改革之前，“漢人終身無佩印鑰者”。也就是說，讓漢員辦事而滿員掌權。在滿員日見低能的情況下，結果是加劇了各衙門的低效率和拖遝之風，我們在前麵所談到的在洋務運動期間，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後狀況，實際上與滿員日趨沒落的趨勢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