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連在一起，這是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想象的。但是，這事就是發生了。2007年，我的確成了一場網絡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後果。對我來說，當初之所以在網上發作，其實是一個很長的積蓄過程的必然結果。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已經是公共知識分子了。但是，進入學界之後，我的目標卻一直是做一個純學者。最好的狀態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線裝書。因此，在大學裏教書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課，就是讀書，偶爾寫一點學術文章。後來，有人因為我在《讀書》雜誌上寫的文章，約我寫些曆史文化隨筆，我隻當它是學術之餘的閑筆，可以騙點零花錢，偶一為之，也無所謂，也就答應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學每況愈下的現狀。身在大學，眼見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認真讀書做學問的人，日益邊緣化，學術一邊是權力的婢女，一邊是學官的政績花瓶。稍有人心者，沒法不憤怒。而我，恰恰是一個涵養不夠、壓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筆，不知不覺地就寫開評論了，最早在《中國新聞周刊》開專欄，寫評論，主要衝的是大學的弊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評論文字已經相當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還是衝著大學或者教育去的。
“張鳴事件”，從表麵上看，是我和我們學院的院長李景治先生的過節兒。其實，李景治卷入其中，僅僅是因為他不幸是我的頂頭上司。而且像許多院長一樣，自覺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別人更壞，隻是眾多學術官僚中的一個。他做的事，別人也會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沒錯，正如李景治先生過後所說的那樣，我跟他沒有私怨，隻是工作衝突。隻是，這種工作衝突，背後是理念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