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周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明朝的滅亡認真說並不好就規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禎死難之後，還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慶的永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曆帝為清吏所殺，還經曆了一十八年。台灣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裏麵。但在一般史家的習慣上是把甲申年認為是明亡之年的，這倒也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因為要限於明室來說吧，事實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然而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曆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曆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製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餘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在曆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後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極詔》裏麵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不用說也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雅化了。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仿佛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當機獨斷”，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隻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於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明史》批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流賊傳》）。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