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首先采用西法自鑄銀幣這個史實被發現，則中國自鑄銀幣的曆史可以從清代的道光年間推前了將近兩百年。這在中國貨幣史上應該說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從這裏，我想聯帶著敘述到鄭成功的財政經濟的政策轉變。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是靠著海上貿易起家的。他和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吉利等早有接觸。他自己是天主教徒，教名尼古拉斯。他通日本文與葡萄牙文，靠著東西兩洋的貿易，他積累了雄厚的財富，成為鄭氏日後軍事活動與政治活動的財政基礎。單說他在安平的住宅就十分豪華，“開通海道直至其內，可通洋船。亭榭樓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於泉郡。城外市鎮繁華，貿易叢集，不亞於省城”。（見《台灣外紀》）這富麗堂皇的程度可以想見。
鄭芝龍的兄弟鄭芝豹，也是一位百萬富翁。楊英《從征實錄》中，在永曆四年（1650）十月有這樣一筆記事：“藩（指鄭成功）督後衝鎮周瑞等往圍頭接太夫人（指鄭成功的夫人董氏酉姑），澄濟伯洋船二隻，助洋銀十餘萬於太夫人。”澄濟伯就是鄭芝豹，他是在安平經營海上貿易的。一次贈送便是“洋銀十餘萬”，以“洋船二隻”載運，則家資之富可想。所謂“洋銀”自然是指外國銀幣，洋銀有十餘萬也是一個驚人的數目。
鄭成功繼承了他父親的產業是有所發展的。且看《從征實錄》在永曆七年（1653）八月，記載著他給他父親的回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兒於己醜歲（1649），亦已揚帆入粵，屯田數載矣。不意乘兒遠出，妄啟幹戈，襲破我中左（廈門舊稱中左所）。**我疆土，虔劉我士民，擄辱我婦女。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