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種提倡，成為了群眾意識之後，每每有石玉雜糅、珠目淆混的傾向。整理國故的流風，近來也幾乎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共同色彩了。國內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大都以整理相號召，甚至有連字句也不能圈斷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發表著作。這種現象，絕不是可慶可賀的。因此，反對的聲浪也漸漸高漲。
吳稚暉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學》（見《人生觀之論戰》）一文中，便首致不滿。他以為“現今鼓吹成一個幹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麽國故，毫不嫌遲”。
仿吾在《國學運動的我見》（見《創造周報》第二十八號）一文中，也說“國學，我們當然不能說它沒有研究之價值。然而現在便高談研究……未免為時過早”。仿吾教人要注重科學，他的論調與吳稚暉的雖若不期而同，但是吳稚暉所注眼的是功利問題，他以為科學切用於現在的中國，國學不切用，所以應該去此取彼。仿吾的是方法問題，他以為要有科學的精神才能研究國學。這是他們兩人的不同之點。
本來做人行事，隻要具有責任心，各就性之所近，各盡力之所能，以貢獻於社會，原不當受第三者的幹預。國學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國學，這是他自己的份內事；但他如不問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問社會的需要如何，孰緩孰急，向著中學生也要講演整理國故，向著留洋學生也要宣傳研究國學，好像研究國學是人生中和社會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份，擾亂了別人的業務了。善教者教人隻能現身說法，問而後應；他隻能說我的做人行事是如此，但不能勉強人一例都應該如此。善教者教人隻在於無形無影之間使人不得不受他的感化，學他的步趨，但他卻不能大鑼大鼓四處去宣傳：“你們快來學我！快來學我！”如今四處向人宣傳整理國故研究國學的人，豈不是大有這種打鑼打鼓的氣勢嗎？國學運動才在抬頭，便不得不招人厭棄，實在是運動者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