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植（節錄）
曹子建（曹植，字子建）最有成績的應該還是他的樂府和五言詩，但這是建安文學一般的成績，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特長。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著劃時代的表現的。辭賦脫離了漢賦的板滯形式與其歌功頌德的內容，而產生了抒情的小型賦。詩歌脫離了四言的定型，而盡量的樂府化，即歌謠化。另一方麵把五言的新形式奠定了下來。這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共同傾向，也就是他們共同的功績。因此像曹操的“古直悲涼”，曹丕的“鄙直如偶語”，倒正是抒情化、民俗化過程的本色。而且在這兒我們不能不認定是有政治的力量作背景，假使沒有操和丕的尊重文士與獎勵文學，絕對不能夠集中得那樣多的人才，也絕對不能夠收獲到那樣好的成績。同時代的吳與蜀，差不多等於瘠土，不就是絕對的旁證嗎？
在建安才人中子建要算最年輕，成績也最豐富，或許也怕是最幸運，被保存下來的作品特別多。然而抒情化、民俗化的過程在他手裏又開始了逆流。他一方麵盡力摹仿古人，另一方麵又愛驅使辭藻，使樂府也漸漸脫離了民俗。由於他的好摹仿，好修飾，便開出了六朝駢麗文字的先河。這與其說是他的功，毋寧是他的過。
從這些觀點來說，曹丕的功績不能湮沒。政治上的影響即使除外，文藝上的貢獻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他是文藝批評的初祖。他的詩辭始終是守著民俗化的路線。又如他的《燕歌行》二首純用七言，更是一種新形式的創始。（兩漢以來民間謠諺和鏡銘多用七言成句。曹丕是從這種民間形式學來的，到隋唐時代，七言詩才占了優勢。）特別是他的氣質來得清，委實是陶淵明一派田園詩人的前驅者。關於這後一點，鍾嶸倒也是已經認識了的。且看他說：“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而“璩詩祖襲魏文”，便可以知道。隻是他不重視這一派，故而都把他們列在“中品”去了。這在目前，不用說也是應該平反的。古時也有獨具隻眼的人。如上舉劉彥和所說的“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是比較公允的評騭。王夫之也很貶抑子建而推重文帝，竟稱曹丕為“詩聖”，又未免過於誇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