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談合作必須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利害，二是條件。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動機，人們通過合作以趨利避害，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規避危害，減少損失。有條件才能實現合作，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體係，因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碼氛圍，需要談判，有合適的溝通話語。
按經濟學所謂的理性人假設，理性人之間的合作是要通過多次博弈才能實現的。但即使在這種假設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應的文化條件。就是說，理性人之間存在著完全以利害為歸依的文化，沒有其他的“雜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曉的話語談判。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純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條件是不存在的。真實的合作發生，應該伴隨更為複雜的文化條件。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一盤散沙。一方麵是憤激之詞，一方麵也是從民族國家角度講的。其實就社區範圍而言，傳統時代的中國農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說，合作是他們大多數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產層次上，不要說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動，也經常滲透著合作，比如耕作、收獲時的勞力和畜力的互換，看青的協作等等。在生活層次上，合作的幾率就更高，別的不說，就說鄉間的社火戲樂，拜神祭祀，沒有高等級的合作與組織，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許多鄉間的民間組織，從宗族到鄉社，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鄉間合作共同體。
毋庸置疑，傳統時代農民的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所謂的“親親”的理念之上的。也就是說，基本上是按親緣和地緣規定的親近程度，決定合作的深度。親近程度高的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反之亦然。顯然，對於這種合作的發生，傳統時代盛行的儒家倫理和禮儀儀式，構成了相應的文化氛圍，誠信建立在彼此“一家人”的前提上，又得到儀式的強化。在這種條件下，溝通自是最便捷的，因為不存在任何話語方麵的障礙。盡管如此，合作還是存在規模和農民個體狀況上的差異。因為即使在熟人社會“自家人”的範圍之內，每個人及其家族的受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客觀地說是分梯度的，信譽好、能力強的人，發生合作的幾率肯定會高一些，反之，則不容易尋求合作者。數個家戶之間的小規模合作，實現較易，農戶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比較大規模的合作，則需精英的參與。一般來說，精英不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而且擁有話語的解釋權，所謂知書達禮（理），可以熟練地運用令農民信服的語言來說服他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有天然的談判能力。在一般情況下，隻要精英出頭，群起響應是必然了的，即使那些本不情願參與合作的人，也會迫於群體的壓力，選擇從眾。晚清時節，信仰基督教的教民，有不拜偶像的借口，按教會的規定，是不許參加村民的戲樂活動的，所以也無須交納這些活動分攤的費用。但是，在實際生活中，除非有教會的強力幹預，一般的教民還是選擇參加活動並交納戲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