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集體化，實際上是在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將農村束縛在工業化戰車上，靠犧牲農民為工業化提供資源的一種製度變革。
將農民“組織起來”，主要是為了落實統購統銷的國家策略，在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在不到兩年的集體化的運動式改造過程中，80%以上的農戶是直接從個體農民轉為高級社社員，意味著這些農戶的全部生產資料和一部分生活資料，在一夜之間無代價地“充公”，轉化為集體財產。而集體化的初期，由於嚴重缺乏經驗，集體生產和管理普遍呈混亂狀態，“歸大堆”之後的農民財產損失巨大。如此“過急過快”的轉化，即使這場運動的初衷是良好的，也會造成災難。況且，其初衷並不那麽良好。
在上世紀5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段裏，農村的集體化一直在高調進行，在規模和公有製的程度上被直線拔高，因此，中國的農業集體化給農民和農村經濟帶來的損害，並不亞於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可以說，土地改革基本上摧垮了農村社會原有的以宗族為首的社會組織，而隨後的統購統銷以及集體化運動，又摧毀了農村的市場網絡以及相應的經濟組織。集體化之後，中國農村原有的組織基本上不複存在，農民被統合進政社合一的國家組織中，成為“國家農民”。
為了維持這種供給貧乏的集體生產和生活，不斷的政治幹預和階級鬥爭氛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集體化時代，農村的生活勢必保持一種政治性的緊張狀態。不過，嚴酷的階級鬥爭氛圍固然緊張，生活也很艱辛，但農村的幹部群眾，在生活待遇上，卻基本上處於一個平麵上，即使有汙點的幹部，也僅限於“多吃多占”的層麵上，加上人群中又有成分不好的“賤民”墊底，一般農民的心態，還比較正常。同時，由於城鄉整體結構上的高度統製化，“群眾專政”的威力也使得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所以這一時期的鄉村秩序，還是相當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