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談論鄉下人的革命性，顯然有廢話的嫌疑，誰不知道中國革命就是鄉下人的專利。工人階級在俄國人撐腰下充了幾天革命的領導，後來實在領導不下去了，隻好待在城裏看熱鬧。
原因很簡單，當年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工人，其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都比農民好，而當年的革命是造反，殺頭的買賣，隻有活不下去的人才樂意幹。晚清以來搞現代化搞得城鄉進入了二元軌道，城市雖然不見得興旺，農村倒是一天比一天慘，那些慘到極點的窮鄉僻壤才鬧革命鬧得凶（即今天的老區是也）。
這種越窮越革命的道理，細究起來好像也不是那麽回事，蘇維埃時期中國西北都窮，為什麽就陝北鬧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窮，為什麽江西革命鬧得更凶？無數曆史和現實的事實告訴我們，農民顯然比城裏人更能忍受苦難和不公，被逼無奈之後，他們可以選擇告狀、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實證明，選擇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點，造反都難，更何況革命。看了黃樹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說的話題，就是農民的革命性。由於曆次政治運動都被說成是一場革命，所以，在這裏，運動就等於革命。
實際上，在我看來，正經八百的農民基本上沒什麽革命性，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穩了奴隸，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張公藝本事還大；求做奴隸而不得，就跟著起哄，比19世紀巴黎的無套褲漢還暴民。在革命時期，起哄也可以被說成“革命的跟進性”，跟進得越踴躍，革命的聲勢也就越大，革命帶來了破壞，但也帶來了狂歡，隻要不革到自家頭上。
王學泰先生是研究遊民文化的專家，在他看來，農民裏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脫離了土地的遊民，他們沒有土地、宗族的牽掛，也沒有鄉土道德的羈絆，鬧將起來，運氣好的話，失去的隻有鎖鏈，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所以，即使是現代的農民革命，也絕對離不開遊民。有些人總是批評共產黨在搞土改的時候依靠流氓無產者，更早一些，當年大革命時的湖南農民運動，那些“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革命先鋒（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本），在農民協會裏“稱王”，因而被人譏為“痞子運動”。其實將這些人攪進來也非共產黨人的本意。我曾經跟當年參加土改工作隊的老人談過，他們說，在運動之初，他們對那些鄉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專找村裏正經八百的貧雇農做積極分子，扶植這些人領導運動，然而，這些人大半木訥老實，腦筋不靈，什麽事都說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夠勇敢，指望他們鬥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種革命的氣氛，似乎是連門也沒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時又大半是革命對象，所以沒有辦法，隻好請這些“革命先鋒”出山，這些人一衝二殺，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轟轟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