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媒體上有關進城農民跟城市執法者衝突的報道多了起來，在城管和公安打砸驅趕擺攤農民景象之外，添了一點這些執法者被聚眾群毆的意外畫麵。
中國的民生問題，古往今來，核心就是城鄉問題。雖然城裏人和鄉下人互相看不起，但從來都隻能互相依存，誰離了誰，生計都會有麻煩。其中，城鄉之間的交易，又是城鄉問題的重中之重。從鄉下人的角度來看，跟城裏人交易，才是他們賺錢的主要渠道，而城裏工商業的發達，也有賴於鄉村的商業和交易網絡，傳統社會的城市沒有上下水係統，甚至城市的糞便處理，也可以納入這個交易網絡，鄉下人進城花非常少的錢買糞肥田，而城裏得到了清潔。這個由城到鄉的網絡，已經存在於中國上千年了。美國學者施堅雅，恰是從市場網絡的角度來理解和考察中國的，這個獨特的視角，已經得到了學界普遍的認同。
這樣的網絡和管道，在計劃經濟時代，雖然被破壞了，實際上並未被完全消滅，即使在管製最嚴的時候，也存在著或明或暗的“自由市場”和總也查不幹淨的“投機倒把”。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總是強調農村改革的成功，但市場改革的最大獲利者卻是城市，金錢以從未有過的強勁勢頭，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這樣一來，農村人要想獲利或者說生存，隻能更加依賴跟城裏人的交易。進城打工是一種交易的形式或者管道，進城擺攤（包括收廢品、修車、修鞋等）也是一種交易的形式和管道。
顯然目前管理者對第一條管道的認可程度，遠遠超過第二條。這是由於現在城市對鄉村的依存，主要體現在農村為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方麵，從某種意義上講，無組織而且源源不斷地進城打工的農民，恰是城市吸引外部資本的有利條件。當城市的發展主要依賴外部資金的時候，它就不再在乎跟農民直接交易所得到的那點利益，第二條管道則更加被忽視；而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講，進城打工的農民對市容和秩序造成的損害，顯然要小於進城攤販，而市容和秩序，不僅是城市吸引外來資金的一種因素，而且對於那些格外看重臉麵的管理者來說，往往是一件關係尊嚴的大事情（跟建城市廣場和辦公樓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