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集團的維係，絕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問題。首先，所有軍閥集團都具有政治集團和社會群體的雙重性質，作為前者，集團需要政治行為、組織諸方麵的思考；作為後者，社會次級群體的功能、作用及規模等方麵的內容也不可避免地進入維係問題的視野。他們要涉足家庭、社團、鄉政，甚至還要提出社會人生目標的規劃，對於蔣介石這樣一個全國名義上的統治者身份的軍閥來說，尤其如此。這裏所論述的，就是蔣介石從維係這個視角，對社會人生的基本理論和編織社會控製網絡的設想。
一、社群論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群性至上的社會，千百年來，人們習慣於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尋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編織在群體網絡之中，湮沒在群體的海洋之內。傳統社會特有的社會化過程，成了某種單向的泯滅個性和自我意識的過程。各種地緣和血緣群體在中國社會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驚人的。生活在這樣一種群性彌漫的文化氛圍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會打上所屬文化的烙印，蔣介石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當然更不例外，我們在前麵一節已經討論過了蔣介石對個性解放的嫌惡，對自由意識的反感，與此相應，我們可以找到他對群性的崇尚，對團體的迷戀。
楊森趕走熊克武，做上了四川督理，在成都大修馬路，強行拆毀民房不予賠償。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賢”前去請願，楊森虎下臉來斥責說：“我拆一點房簷屋角，你們就大驚小怪，說老百姓不願意。如果我當初進入成都時，把四城門關上，放一把火燒個精光，倒還省了不少麻煩。”當時成都小報出了一副語意雙關的對聯：
民房早拆盡，問將軍何日才滾？
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開車？
◎今日觀之，還是做了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