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教育觀是一個龐雜的體係，涉及社會教育、學校教育、軍隊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卻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養。他認為軍隊教育要以四維為中心原則，大罵現時的學校教育是亡國的教育，因為“不知道中國民族固有德行、智能和精神的內容是什麽東西，他們不務實際，專求時髦的學問，將許多外國的學說搬了進來”。他甚至認為康熙時的“聖諭廣訓”那種充斥腐朽封建說教的東西，仍可以作為當今國民教育即社會教育的“適宜的準則”。所以說，蔣介石所謂的教育，其實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過道德的灌輸和內修，達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一、修身論
自董仲舒獨尊儒術起，曆代皇帝都把教化視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隻有理學的出現，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麵平話與戲曲的流行，使忠臣義子成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麵儒教從禪宗借來的功夫——道德的內修與解悟，則使人們全身心都成了禮教的奴隸。蔣介石最推崇的近代人物當屬曾國藩，而他自己也跟曾國藩一樣充斥著理學氣息，在他的文集裏，到處都是理學的說教。據說，在他的日記裏也像曾國藩一樣，每日三省吾身，充斥了自責和反省。
在蔣介石看來，教育首要的意義和內容在修身，他認為“古人說‘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幾句話，可以說是一般普通國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對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規規矩矩的木頭人。
王郅隆原是天津一個糧店裏的夥計，後來發了一筆橫財，遂成巨富。一日在妓院打茶圍，忽然大雨傾盆，他聽得隔壁有人嚷嚷要打牌，三缺一。當得知隔壁就是皖係健將倪嗣衝時，他毛遂自薦，加入牌局，一夜倪輸給王四萬元，王一文未要，從此兩人結成密友。王郅隆漸由倪嗣衝援引，成為內閣財政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