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角度，如果把軍閥集團視作一種社會群體的話，那麽士兵（包括下級軍官）就是其中一個麵目不同和被動的亞群，他們對整個群體的目標麻木不仁，可又身為實現這種目標的主要工具，他們與大群體的聯係是鬆散的，可是將他們束縛在軍閥戰車上的力量卻有他們自身情願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麵貌和思想素質不知不覺地製約著軍閥上層的維係方式和統治思想，因此，對施政受體的適應，成為軍閥政治中教化欺騙的主要表征。
一、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士兵成分
西方資本主義的全麵入侵與國內封建勢力的剝削壓榨，造成了中國農村的普遍破產。軍閥割據，累年內戰，兵、匪禍聯結，天、人災相繼，更加劇了農村破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社會結構出現了畸形的病變。
首先，農村的生產與生活結構出現了變化。隨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深化，中國農村傳統的自然經濟的解體逐年加劇，農業生產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經濟軌道，農民愈來愈多地從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原料的棉、麻、絲、桐油、大豆等項產品的生產。僅棉花一項，據20世紀30年代的15省100縣的調查，從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這20年間，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間達到平均31%的水平①。農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隨之提高，據1921～1925年全國7省17處調查，農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資料約有1/3是購買的，全部農產品約有一半是出賣的華北地區這一比重偏低（購買占27%，出賣占44%），華東地區偏高（購買占42%，出賣占63%）②。農村生產與生活，對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如此之高，傳統的市場網絡，直接與國際市場銜接。中國農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經濟模式裏，深受國際資本與國內中間商及封建勢力的多重盤剝，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使他們破產失業，流離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