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這種類型的軍閥多少在統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幹西化的因素，甚至拿來了某些屬於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點綴其集團維係意識，可以說他們的維係意識是屬於“嫁接型”的果實，中學其內，西學其外，如果說傳統型的軍閥集團維係意識的外部特征是“複古”，那麽這類軍閥的外貌則是“求新”。在他們之中，最典型的莫過於人稱“民國不倒翁”的山西王閻錫山。
東洋的日本士官學校，曾出過不少曾經叱吒中國政壇軍界的風雲人物，如有功於反清革命的“士官三傑”（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軍事理論家蔣百裏，討袁英傑蔡鍔，及割據多年的孫傳芳、唐繼堯和閻錫山，還有後起之秀何應欽與王柏齡等。盡管有濃烈封建氣息，強烈的蠻勇氛圍，日本士官學校多年正規的政治化軍事教育，以及日本當時的空氣，畢竟給了他們某些在國內無法感受的“歐化”熏陶，從而在他們的行為模式上打上“留學”的烙印。
閻錫山作為士官生中的一員，多年留學日本的經曆，雖然沒有在軍事知識方麵有多少長進，但平時耳濡目染日本社會畸態的“敬軍尚武”風尚，軍國主義的教育和社會組織，加上當時中國知識界一部分人對極權主義的推崇，使他對風靡一時的軍國主義政治理論深感興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編寫了《軍國主義譚》的小冊子，熱切地主張“政府以軍國為政策，教育以軍國為教育，社會以軍國為組織”，以為“不如此，則國權不張，國力不固”。①以後，隨著時代的前進，閻錫山不間斷地擷取某些時髦的主張與主義，裝飾他的維係思想，甚至花錢召集社會思想名流入晉，開會討論所謂社會人生問題。深不可測的城府，極度圓滑的個性與強烈的趨時嗜好，既是閻錫山的為人風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事實上，當時任何一個軍閥集團，也沒有晉係那樣的嚴整，施行土地、人民、軍隊三位一體，從下到上的立體控製與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