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從大陸漂洋渡海到台灣，到二〇〇九年正好屆滿六十年。六十年一甲子的歲月，我在台灣生活、弘化，但是台灣的本地人一直稱我是“外省人”，是“大陸和尚”，他們沒有把我當成“台灣人”。倒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當我再度回到闊別整整四十年的故鄉時，鄉人稱我為“台灣來的和尚”，他們也不認為我是“大陸人”。甚至半個多世紀以來，我走遍世界各國建寺弘法，也沒有人承認我是“美國人”、“澳洲人”或“歐洲人”……所以後來我就自詡做個“地球人”，我認為：“隻要地球沒有舍棄我，我就做個同體共生的地球人吧！”
對於“地球人”的思想，我可以說自小有之。小時候雖然個性內向、閉塞，不敢離開家門太遠，但心裏對於自己因為出生在揚州，因此被局限為我是“揚州人”，就感到心不甘願。我總覺得自己的腳步應該走出去，因為地球在我的腳下，地球上的道路是無止境的，我不走，太辜負地球的慈悲了。
後來出家，從禪門的典籍中看到“臨濟兒孫滿天下”這句話，更加激起我無限的壯誌，我立誓要圓滿臨濟祖師的弘願，要把佛法傳遍世界各地，所以行腳地球更是分內的事了。
這份理想與願心，照說在我到台灣兩年後，正式走上弘法之路開始，應該就很有機會借助佛教的因緣，到世界各國參加會議，展開國際弘法。但命運就是不能那麽順利，因為當時主持佛教會的長老，處心積慮地不讓我有機會代表佛教會參加國際會議。
在那個時候，每回我申請參加國際會議時，送審的資料總是被“中國佛教會”的主事者擱置。他們不幫我送件，我拿不到護照，自然也就出不了“國”。由於他們一再打壓我，多次讓其他國家的大德為我感到不平，所以一九七四年在越南召開的世界佛教社會服務大會，主辦單位特別指名邀請我參加。但是當我興高采烈地從高雄坐了一夜的火車，趕到台北參加會議時，一位長老看到我，賭氣地說：“如果你去，那我就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