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佛教學者對於原始佛教、部派佛教、
佛教的源流，甚至中國佛教的研究，
都是分層別類、孜孜不倦；
現在大陸的一些大學也有宗教學係，
但是他們研究佛教，
往往偏重於中國的佛教，
頂多是儒釋道合流，
台灣研究佛教，
則重視科學的、倡導未來的世界，
然而未來的世界遙不可知，
一時也難見結果。
所以我們很羨慕日本的研究精神，
可以說，
他們的佛學研究比我們進步一百年以上。
說到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從唐代開始，日本派遣唐使、遣唐僧到中國學習中華文化，接著，邀請中國的高僧鑒真大師到日本弘法，之後千餘年來，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就很難厘清了。尤其是清朝末年，中日在甲午年間的海軍一戰，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及台澎附屬各島嶼；此後又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引起“五四愛國運動”，從此中日關係就一直糾纏不清。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兩國的損失、死傷的慘烈，真是何苦來哉。所幸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中華民族贏得抗戰最後的勝利，才收複了東北、台灣、澎湖等地區。
日本投降之後，不幸中國的內戰又激烈地展開。國民黨敗退台灣，我也在一九四九年正月，組織“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想不到我一時的臨時起意，一生的歲月，可以說和台灣休戚與共。雖然我在台灣生活了六十多年，也到過全世界訪問，在各個國家建設道場，但是關係最密切的還是在亞洲，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韓國、日本等，數十年的歲月中不斷地交往。而我和日本的往來，也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事例，僅就記憶所及，略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