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所及，我在訪問日本的期中，有兩件事感到遺憾。
第一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人有意將明代高僧隱元隆琦禪師在京都建設的黃檗山萬福寺交還給中國；然而，當時中國陷於內戰，沒有人有餘力來留意接收。時隔十年，我去訪問的時候，日本人主持的黃檗山還是遵守當初隱元禪師的遺風：凡是掛單的人，一定要誦念中國的經文，所有生活，都還是按照中國的禪林規矩。戰敗後的日本複興很快，後來要想再去接收黃檗山，就不是那麽容易的事了。
第二件事情，我在橫濱曹洞宗的大本山總持寺發現，和唐代馬祖道一禪師同一個時代齊名的石頭希遷和尚，他肉身不壞的遺體還很完整地放在他們的倉庫裏。一代宗師淪落至此，我看了實在心有不忍。
隔了多年，我建議“內政部長”邱創煥先生，將台北東和禪寺（日本統治時代為日本曹洞宗之台灣分部）旁的違章建築遷移，建立一個國際道場，再把石頭希遷和尚的肉身迎回來供奉，這是我得到日本曹洞宗總持寺的負責人首肯的。可惜，邱先生認為遷移三百多戶的違章建築，又要重建大樓，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也就婉拒了我的建議。
另有一件實在不可以原諒的事情，就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會議，一九七八年的第十二屆大會在日本東京舉行，聽說日本東道主有意邀請台灣和大陸共同參加，可是他們來信征詢“中國佛教會”出席的邀請函是以英文書寫的，時任常務理事的有白聖法師和我，當然白聖法師不會讓我參與，他自己就回答對方：“不參加。”
到了要開會的時候，國民黨政府知道了，覺得失去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是削弱台灣的地位，有所不智，就要佛教會再去爭取參加。於是“中國佛教會”推舉我擔任團長，和聖印法師、淨心法師、慈惠法師、翁茄苳居士組織了一個交流訪問團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