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政府遷台後，要和日本建立關係，首先就想到派一些佛教界的人士到日本留學，這個政策也獲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可惜的是，當時在台北有權威的人士並沒有想到佛教的青年，隻想到與他們有關的人，如過去曾在大陸常州天寧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應該已四十多歲的圓明，再加之很多大德都有許多在家的弟子，就派遣了他們的弟子，一位姓李的、一位姓蕭的到日本留學。我們這些年輕的人當然也希望有機會多學習，但是礙於沒有背景、沒有靠山，隻有望學興歎了。
後來我自己也曾想過獨自到日本學習，因為當時在台灣還沒什麽成就；那年是一九五七年，我預備把信徒捐獻給我一棟在北投溫泉路一〇二號的房子賣了，自費到日本留學，並且將我寫的《釋迦牟尼佛傳》拿去提出申請，也獲得了東京大正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意書。
我之所以要去日本，隻是想說明一點：那個時候的社會，一般人看到佛教界有人到日本念書都是有去無回。因為在日本受環境影響，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再回來過中國苦行僧的修行生活，所以到日本之後就洋化了。我立誌一定要改寫這一段曆史，要為我們男眾比丘爭一口氣，意思是：“我會回來！”
後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台灣和日本，引發日本學界掀起學潮，反對艾森豪威爾的訪問，我心想：“難道我到日本，也是要跟他們一樣，天天參與學潮嗎？”
其實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信徒萬隆醬園的總經理朱殿元居士有一天跟我說：“師父，您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麽又一定要去日本做學生呢？”他的一句話，也等於給我的一記當頭棒喝：“是啊，我既然收弟子、做了人家的師父了，怎麽又要再去做別人的學生呢？”於是打消了赴日留學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