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育、學術交流之外，我對於日本的文化界更加重視。當初慈惠等弟子在日本留學時，也不辜負常住的期望，經常將吃飯錢省下來，把日本學界出版的名著，像日譯《南傳大藏經》、《國譯一切經》、《望月大辭典》、《中村元全集》、《鈴木大拙全集》、《佛教講座》、各種日文版的大藏經，以及宇井伯壽、常盤大定等名學者的著作，盡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請購回來，以擴充常住的藏書。日本的書籍都裝訂得非常講究，除了書以外，還會附一個書套子保護書籍；我也為未來的圖書館做好準備，將這許多得來不易的圖書都收藏到櫥子裏。但是過了兩年，再來看這些書的時候，書沒了，隻剩下一個空的書套子，聽說是某一位徒弟私自拿走，送給了學者教授。
日本的書籍很貴，“戒嚴時代”也不容易進關，但是佛光山的子弟都是省吃儉用地把書買回來，後來就想到我們自己來翻印，例如宣傳影印《大藏經》，當時這些書不準進台，是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請“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用航空運回來的。孫夫人也受我們影響，歡喜提倡佛教的文化、教育、青年，甚至她也跟我們一樣，口中常常是“為了佛教”、“為了佛教”，孫太太的性格熱情、開朗，隻要是為了佛教，什麽都願意布施。
說到日本的教育文化，雖然過去佛教從中國傳入日本，他們的教育、文化受中國的影響也很深，但是日本的佛教後來居上。除了憲法裏規定人民要信仰三寶，佛教各宗派辦的大學也不少，如臨濟宗的花園大學、曹洞宗的駒澤大學、真宗本願寺派的龍穀大學、大穀派的大穀大學、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學、淨土真宗的佛教大學等。尤其日本的佛教出版界鼓勵研究新思想，但他們不好高騖遠，所有學者都走原始佛教的路線，例如寫一本佛傳就有國家獎勵，因此在日本，光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就有幾十種，可是我們中國卻一本難求。雖然古代有木刻本的《釋迦如來成道記》，但是今天文化發達了，我們的佛傳又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