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日本朋友當中，除了前述諸大名山的長老大德如丹羽廉芳、中青年的岩本昭典等人以外，近二十年來最引以為好友知己的，就屬吉田實先生了。
吉田實是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曾在新加坡擔任支局長，後來又調派到大陸做特派員，他和我一見投緣，一直很衛護我，一再地替我解開大陸對我的誤解；也曾在日本的報刊上，寫過多篇介紹我的文章，甚至為了推舉我，還特別請我到日本國會大廈的憲政會館講演。
記得那一年（一九九一年），正是我不小心跌斷腿骨的時候，起初我跟他講不能去了，他說：“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你來講，因為日期、地點和邀約的聽眾等都已經訂好了。”就這樣，我雖然坐輪椅，為了講求信用，承蒙他們不棄，依然如期前去講演。
那一次他們要我講的題目是“二十一世紀的未來”，哪裏知道這麽進步的日本，在國會的憲政會館裏麵竟然沒有殘障坡道，最後是現場的幾位議員一起幫我把輪椅抬上講台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一個念頭：多少年來，中國人都是給日本人欺負，假如日本人和中國人能有這樣的情誼，大家不必計較大小、貧富差異，中日是兄弟友誼邦交，那是多麽美好的事情啊！
吉田實先生和我有著深厚的友誼，他一直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能協助他促成台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聯合在東京展出。我為了此事，特地去拜訪時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秦孝儀先生，最初秦先生一口答應，沒有問題，但隻有一個條件：要展出，就隻有兩個故宮，法門寺的文物不可以參加！因為他認為兩者就內容上而言，台北故宮是超越北京故宮的。
後來，台灣方麵大概也有人提出建議，需要日本政府出麵保證這些是台北故宮的文物，展出後務必再送回台北故宮。但是日本政府不敢承擔這個責任，因為他們也擔心這些文物到了日本，萬一被大陸追討回去，台灣本來是一片好意，願意成就這一樁美事，到最後卻賠了夫人又折兵，劃不來，所以此事就不能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