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貧僧並不認為自己的六根有什麽特殊的功用。在十六歲的那一年，棲霞山舉行學生演講比賽，我師父的一個法兄主持這個活動，他就把我列為第一名。但我並不因為獲得第一名就歡喜，反而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在我認為不公平，應該另有更優秀的人得到才是。所以我就有點怨怪我師父的這位法兄，大概因為他和我師父的關係，他不該存有私心。人貴自知，貧僧從青少年起，知道自己的長短，明白自己應該怎麽樣努力。
在還沒有用道傳教之前，我就先用文字來傳教。所謂舞文弄墨。我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編過《怒濤》雜誌，做過徐州《霞光》半月刊的主編，在鎮江的《新江蘇報》上，也發表過許多篇的文章。
到了台灣來，也自知沒有其他的本領，還是要靠寫文章弘道，不但排遣歲月，也想借此為佛教做一些貢獻。那時候，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做了將近兩年的教員，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胡說八道些什麽，不過，那時隻是教國文而已，文學的好壞得失，也不去計較了。
第一次真正的講經說法，那是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從農曆的二月初一，一直講到二月十九日，我在宜蘭雷音寺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二十天，注定了貧僧這一生，是用講說配合寫作來供養給社會。
我也聽說過，講經不能講太多天，因為來聽講的人，還不習慣佛法，所謂“黃鼠狼拖雞，越拖越稀”，愈聽，人就愈少。就如印光大師，在民國初年左右曾經在上海講經三天，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就剩下一半不到，第三天人就更少了。他就感覺到，大家不是要來聽佛法，隻想看看印光是個什麽三頭六臂的人物，看過了，也就沒有趣味了。所幸，我那時候年紀雖輕，在宜蘭二十天的講經，每天聽眾也有兩三百人，隻增不減，所以到了圓滿的時候，共有一百零八人發心皈依三寶。這算是我最早的弘講因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