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這期間，雖然我在“國父紀念館”講了三十年，所有講經的盛況，我們也沒有特別報道，佛法還是沒有走出台灣，仍然隻在島內宣揚。不過，因為“國父紀念館”的關係，後來，台灣的各個大學、監獄、工廠，甚至當局有關主管部門，我都曾經去講過。這就是說，我把佛教帶入社會各階層裏。
而這三十年弘講期間，最值得記錄的事情，是在一九八八年，霍韜晦找我到香港何文田的法住精舍講《般若心經》，後來又到何文田大會堂講演。有了這次的因緣，就有信徒出麵，邀我到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服務中心去講說，接著又轉往沙田大會堂，這裏的場地比較大，能容納一千多人。
因為回響熱烈，承蒙林耀明、張麗瓊夫婦和李小龍的女友丁佩小姐的熱心，他們極力要貧僧到紅磡香港體育館去講演。紅磡體育館裏，有二萬多人的座席，在香港，我哪裏可能會有這麽多的聽眾？尤其主辦單位策劃還要賣門票，每一張票二十塊港幣。假如說有兩三萬個聽眾，就能賣到四五十萬的港幣，大概夠講座的各種開銷了。
在紅館講演，加入了“國父紀念館”講經的元素，裏麵有表演、有聞法，大家聽了以後，覺得有趣味又能受用，後來就一年一年地講下來，聽說包括大陸地區的民眾都來參與聽講。甚至，有很多民眾不得其門而入，主辦單位還在場外架設大熒屏給他們觀聽。
過去，紅磡體育館是香港一流的演藝人員才能進入表演的場所，現在，貧僧也像電影明星一樣，以一個佛教弘法者的身份進去弘講，當然受到很多的排擠壓力。所幸，我們聽眾的秩序很好，就這樣，我每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有三天講座，連續講了二十年，每次講座，信徒也好像過年一樣，熱烈響應，這應該算是我走向世界新的裏程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