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講經傳道，對貧僧弘揚人間佛教的國際化有了很大影響。為什麽呢？因為我在香港講演結束，已經晚上九十點鍾，他們回到家後，正是美國、歐洲的第二天天亮，香港這許多聽過的信徒回去，就打電話給美國、給歐洲、給澳大利亞的家人，就說剛才在紅磡體育館，聽了什麽什麽道理。因為這樣的因緣，我後來在世界各地弘化，大家知道有紅磡體育館的傳教盛況，都支持我在當地進行弘法的開展。
我何以知道呢？一九九五年，澳大利亞南天寺要舉行動土奠基典禮，徒眾就互相問會有多少人參加。那是位於臥龍崗的一個市區，但是，距離悉尼市中心也有一兩個小時的路程，那時候還是一個小荒山。在澳大利亞，我們無親無友，也沒有幾個信徒，有多少人會來？有人說一百個，有人說會有三百人，在我心裏估計，可能會有五百人以上，但我也不敢說出來。
我記得前一天晚上，由我和蕭碧霞師姑、幾位徒眾在另外一個精舍裏研究，明天要做多少個便當。一夜沒有睡覺，最後我們又比原計劃增加了一千個。但不敢對人說，心裏頭想，人多就拿出來，人少就分給別人去吃，沒有人就給海鷗吃吧。
結果第二天的典禮，應該來了五千人以上，在臥龍崗的小山丘上，滿山滿穀都是人潮，他們扶老攜幼，用廣東話對我們說，在香港的兒子、女兒、媳婦打電話來，叫他們來參加。所以我才知道，我在佛教的國際發展，應該紅磡體育館的助緣最大了。感謝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在向世界傳播訊息方麵，它真是像一個發電台的中心一樣。
我在香港的弘講，那麽大的場麵，也靠著佛光山很多的弟子一同參與，他們都是青年，具備新時代的知識，各種的布置、各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表演內容，一一展開。在曆任住持如慈惠、依如、滿蓮，到現任永富等法師的帶領下，香港的信徒都成為義工，積極參與工作，欣賞我們這種布教的燈光、色彩，共同成就一年一年的弘法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