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倒也好心，雖然才在天將微曦的時刻，他還是搖搖晃晃地帶我過江去了。快要抵達對岸的碼頭之前，好像在焦山這邊的碼頭有人揮手大叫，船夫一聽，忽然對我說：“你是溜單的嗎？”他以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帶回去。
我內心有愧，但也不敢開口，心想：“這下子真是苦難來臨。”及至回到焦山的碼頭邊，才知道，原來是一位老師也想過江，因此叫船趕快回來。那位在家的老師一登船之後，我就理直氣壯地責備那位船夫：“你怎麽可誣賴我溜單呢？”他連聲向我道歉。到了鎮江，我登上了岸，趕緊跟師父會合。有關去留，是我感覺到的又一次苦難。
到了祖庭大覺寺，我們的廟是以務農為業，沒有香客、沒有信徒，隻有靠幾個工人種田，維持生計。我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回來後，當然投身以農為業，也不以為苦。正在這個時候，宜興的教育局任命我擔任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我覺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看過學校，我怎麽能做校長呢？但好事降臨到我的身上，機會難得，我不能推辭，於是想辦法“做中學”。
從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覺寺裏，我的理想是一麵在大覺寺設立一座農場，辦好一所學校，讓社會不至於譏諷出家人是社會的寄生蟲、分利分子。
但是，幸運的後麵，苦難的日子卻隨之而來。一年半後，盡管白塔山屬窮鄉僻壤，白天，因為剛抗戰勝利不久，國軍經常來巡查，他們一來，我們寺廟裏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掃而空，這也可見得，當時的國軍他們很是貧苦。晚間，共產黨的遊擊隊前來問我們：白天國民黨的軍隊來這裏做什麽活動？我們處在夾縫的痛苦中，生命猶如遊絲。聽到寺外的狗吠，總是膽戰心驚；有時候半夜得爬到屋頂上，巡看四周有什麽土匪壞人，因為聽說我的一位師祖，就是在大覺寺給土匪砍斷了雙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