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喬雖說10歲就學徒賣布，過早地結束了童年，負起生活重擔，但他不忘讀書傳統，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利用父親留給他的書畫，一有空就鑽進書房，堅持自學，不僅懂些古代詩文，還練成一手好字。他向塾師沈秀才請教，給雷寶取了個學名“陳汝壎”。一年半後，陳文喬又得一子，取名“陳汝寬”。陳文喬夫婦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信條感觸頗深，明白自己沒有讀書，可不能讓孩子沒有書讀。他們深信，要想孩子長大後有出息，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隻有讀書。這樣，7歲的汝壎和5歲的汝寬就被送到塾師沈秀才那裏讀《三字經》。10歲那年，在外公外婆的說情下，汝壎、汝寬兄弟又一起到思想開明的李墨濃（宗瀚）校長那裏讀小學。李墨濃是前清拔貢，博學多才，有民主思想，熱心辦學，時任羅店鎮第二高等小學堂校長。在這所學堂裏，有讓窮苦人家的子弟來讀書的免費生名額，汝壎、汝寬兄弟就是一起免費就讀的。當時的小學分兩部七年製，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汝壎、汝寬兄弟進的是高小，可他們連初小都沒有讀過，三年的私塾，他們讀的隻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古代蒙童讀物，等於進入現在完全小學的五年級，連阿拉伯字母都不識的兩兄弟，在上國語、算術、曆史、地理課時，仿佛在聽天書。不論兩兄弟如何聰明好學，留級是無法避免的了。
國語、算術、曆史、地理，以及開設這些課程的小學堂，在當時都還是新生事物，是近代新式教育的產物。所謂新式教育，是相對於傳統的舊式教育而言的，兩者在時間上的分界以晚清“廢科舉，興新學”為標誌。1901年，清政府為延續其統治，不得不開始在各個方麵實行所謂“新政”。這次“新政”在教育方麵的改革主要有四，即廢除科舉製度；建立新學製；擬訂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機構。1903年擬訂的《奏定學堂章程》就對學校係統、課程設置、學校管理等都作了具體規定。至於新式教育與舊教育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傳道授業”場所的變更——由私立的私塾到公立的學堂，也不僅僅隻是課程設置上的變化——由單一的詩文擴展到算術與史地，更重要的是對受教育兒童的尊重及其鼓勵個性發展。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夫新教育所以異於舊教育者，有一要點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兒童，而吾人受教於兒童之謂也。”而“吾國之舊教育以養成科名仕宦之材為目的。科名仕宦，必經考試，考試必有詩文，欲作詩文，必不可不識古字、讀古書、記古代瑣事。於是先之以《千字文》、《神童詩》、《龍文鞭影》、《幼學須知》等書；進之以四書、五經；又次則學為八股文，五言八韻詩；其他若自然現象、社會狀況，雖為兒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闌入教科，以其於應試無關也。”改革舊式教育之初，就是編寫新式教材。廢除科舉讀經以後，改“國文”課為“國語”課，由“文言”改用“語體”，采用白話文教學。而“所謂新學製的小學國語課程，就把‘兒童的文學’做了中心，各書坊的國語教科書，……采入了物話、寓言、笑話、自然故事、生活故事、傳說、曆史故事、兒歌、民歌等等……”為彌補新舊教育體製變更時期教材青黃不接的現狀，有識之士紛紛創辦報刊，以濟新教科書之不足。如1903年4月6日創刊的我國第一份兒童報紙——《童子世界》就是這一背景的產物，設有論說、曆史、地理、小說、傳記、故事、格致、化學、演說、箴言、新聞、遊戲、歌詞、笑話等欄目。而1909年孫毓修開始編輯《童話》叢刊，更是從當時新教科書與兒童興趣仍有不合的現實出發，將童話等故事體的文藝性讀物根據兒童接受能力的差異，編成三輯計102種（其中第一、二輯中的77種由孫毓修編寫，後由茅盾、鄭振鐸等人續編）。這套《童話》叢書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最早的一套大型的專門性的兒童文學性叢書，孫毓修也因此被譽為“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