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為它的兒童所產生的那種類型的文學，最好地標示出那個社會所理解的兒童究竟是什麽樣子。”這就是說，一個社會對兒童的理解，常常影響、支配著那個社會的兒童文學的發展。譬如在上一編中講到的我國古代那些處於胚胎和萌芽狀態的兒童文學，在漫長的古代文明發展史上一直處於潛在的自發階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舊兒童觀對兒童的漠視。“大人連合適孩子年齡的衣服，都不做給他們穿，又遑論兒童在精神上的要求呢？”
近代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值得充分重視的時期，它在社會兒童觀與兒童文學的形式兩方麵為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自覺作了必不可少的鋪墊與準備。兒童文學第一次以一種明顯和獨立的文學形式出現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除當時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外，實在也是近代“兒童文學”活動的必然產物。
一 五四前的“兒童文學”
如前所述，近代社會的深刻變動，“強國保種”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不論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觀，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都使人們最終將救國的希望寄托在“未來之國民”——兒童的身上，將興國的良方壓在新式的兒童教育上。與此同時，由於人們看到了歐洲以及日本等國的某些文學作品在同外敵鬥爭中起了很大的救國、複興因而富強起來的作用，對文學特別是某些政治小說發生極大興趣，以為“無文學不足以立國，無文學不足以新民”。於是，文學的特殊社會功能與兒童特定的社會地位便自然地結合起來，以致形成了近代所特有的繁星般璀璨多彩的“兒童文學”景觀。
1．兒童詩與學堂樂歌
兒童詩歌我國古已有之，它可謂是中國兒童文學出現最早與最完整的文體，其表現形式有三：一是活躍在民間的兒歌童謠，二是用詩文形式寫作的一些啟蒙讀物，三是詩人創作中富於兒童情趣的作品。它們被稱為兒童詩，並非是社會有意識地為兒童而編寫創作的，而是兒童主動“拿來”占為己有的結果。近代社會的變革，需要設立學校來培養變革需要的新人才，而傳統的啟蒙讀物已無法勝任此職。嚴複就曾抨擊四書五經對兒童心靈的扼殺：“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即教以窮玄極妙之文字，事資強記，何裨靈襟？”又說：“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學也，必先課之以《學》、《庸》、《語》、《孟》，開宗明義，明德新民，講之既不能通，誦之乃徒強記。”從而呼籲合兒童心理與接受能力的新教材。1897年，林紓（1852—1924）還身體力行，創作《閩中新樂府》為兒子的教材，用通俗白話，仿白居易諷喻詩體，取訓蒙歌訣的形式，以補正傳統蒙學之不足。他在《自序》中寫道：“兒童初學，驟語以六經之旨，茫然當不一覺。其默誦經文，力圖強記，則悟性轉窒，故入人以歌訣為至。聞歐西之興，亦多以歌訣感人者。”林紓重視兒歌童謠這一文學形式是與他“強國之基在蒙養”的思想分不開的。這也是當時啟蒙運動中的一種普遍思潮，把強國的希望寄托在兒童身上。1897年，以“端師範，正蒙養，造成才”為宗旨的《蒙學報》創刊，每期分上下編，上編注明供5～8歲兒童閱讀，下編注明供9～13歲兒童閱讀，每編又各分文學類、數學類、智學類、史事類與輿地類。這實際上成為當時新學堂所開文學、數學、博物、曆史、地理諸課的課外輔助讀物。其中對詩歌這一文學樣式非常重視，既有舊體的古風、律詩、絕句等，更有當時流行的歌謠體新詩；而在內容上，或“彰明科學”，或“傳授知識”，或“摹寫兒童情趣”，雖然不免顯得譾陋與幼稚，但“所有這些供兒童誦讀的詩歌形式的嚐試，其實也就是現代兒童詩誕生前的準備”。1901年，《杭州白話報》創刊，作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初期的宣傳陣地與較早倡導白話文的刊物，也開辟了“新童謠”專欄，以童謠形式反映政治與社會問題，鼓“愛國心”，布“文明種”。1903年，《童子世界》和《中國白話報》先後創刊。《童子世界》這一中國最早的兒童報紙，堅持“以童子導童子”的原則，竭力使報紙從內容到形式都能為“蒙學生”所接受，專門開辟有“歌詞”專欄。有“鼓吹革命之代表的白話刊物”之稱的《中國白話報》，在其《發刊辭》中就表明將專為兒童讀者開辟“歌謠”專欄，並解釋說：“孩子們雖然不會唱戲，卻也很喜歡唱唱歌，當然有各種好玩的歌謠教孩子們唱唱，也著實可以長進他的識見，暢快他的性情……因為那唱歌比念書容易些，又是很好玩的，又是容易記的。如今這報上也做了好幾首好歌謠，送把各位阿哥姑娘們唱唱，雖是些俗語，卻比那尋常的小兒謠好的多了。”該報第12期、17期和20期還分別刊載了專為“小孩子們”編撰的三種歌謠集：《板**集》、《出車集》和《民勞集》。所有這些都表明一種專為兒童編寫創作的詩歌正在得到廣泛的倡導。尤其是“學堂樂歌”的興起，更將晚清以來對兒童詩歌的重視、倡導與利用推向了峰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