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麽樣的批評態度，就有什麽樣的批評，也就有什麽樣的文學產生。魯迅說得好：“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文藝與批評·譯者後記》）這“真切”二字，就是指的批評態度。兒童文學批評至今仍有不盡如人意處，首先得從批評態度上作一番檢討。
安·卡羅路·姆亞說：“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評論，並不是盲目地把所有的兒童讀物都捧為好書，而替出版商做廣告。我們需要的是明確地分辨好的作品和不好的作品，也就是有識見的批評。”[引自（加拿大）L.H.史密斯：《兒童文學論》]這樣“有識見的批評”正是我國兒童文學批評所真正缺乏的。可以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否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給“童心論”翻案有著如60年代批“童心論”時同樣的失誤，缺少批評家自己的“識見”。沒有具體分析，千人一腔，壞時徹底壞，好時完全好；沒有學術的品格，批評是對“人”不對“事”，是兒童文學家的政治平反，不是著眼於“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其實，就“童心論”本身而言，它確實曾經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有許多東西需要重新認識，值得我們不斷地挖掘和研究。因而批評停留在非文學的層麵上，批評家的文學“識見”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也說明了文學批評的不自覺首先與批評家批評意識的淡薄乃至於尚未覺醒有關。批評史是批評家們的心路曆程。
有這樣一類批評，是作家與批評家的聯姻，作家約請某一批評家為其創作作評，或批評家主動為某一作家的創作作論。隻要這一聯姻是在朋友與熟人的小圈子內進行，這種批評的價值似乎在批評家未批評之前的態度上就有檢查之必要。中國人崇尚禮、義，為朋友可兩肋插刀，文人墨士更是樂於“為知己者用”。在這樣的情感空間裏，即使是一個真切的批評家也往往難免有身陷維穀，不得不說些違心話的時候，又何況一個沒有真切態度的批評家，你能指望他寫些什麽呢！然而這知情者，又怎能忍心去過多地責求那作家與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