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
在中國燦爛的文學星河裏，兒童文學作為一顆璀璨的新星，萌芽於晚清的“兒童文學活動”，自覺於20世紀初葉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運動”，而今已有一百年的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這是中國曆史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兒童文學從古代“自發的自然狀態”走向現代“自覺的文學時代”所不可或缺的轉型期。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批“先進的中國人”，像嚴複、黃遵憲、梁啟超、周作人、魯迅、陳獨秀、胡適等，在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將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當時中國文化啟蒙的利器，在進化論的視野裏發現了代表民族未來與人類希望的“幼小者”——兒童，接受了“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魯迅語）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頭直指千古不變的中國傳統的舊道德——“父為子綱”的“長者本位”思想，從兒童觀上為中國兒童文學的萌生作了特別重要的思想準備。這一“幼者本位”的進化論思想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的文學”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國兒童文學。
1897年，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法則，給國人敲響了不自強就要亡國滅種的警鍾；但同時也給人們以希望，寄希望於未來的一代，在當時思想界發生了巨大影響，所謂“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中國民風為之一變”。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連載《盧梭學案》，將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主張的“主權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約論》詳細介紹過來，告訴國人：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即使父子間也無權予以剝奪，所謂“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為人父者所能強奪也”。1903年，盧梭的教育小說《愛彌爾》也被翻譯過來，在這部聞名世界的經典作品裏，第一次出現了值得用大字來書寫的話：“要尊重兒童！”並且宣稱：“兒童不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成人”，“兒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與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論的傳播，昭示了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新動向，即是後來被人們稱之為“兒童的發現”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