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馮夢龍在《古今譚概》中講了一個“好好先生”的故事。說的是東漢末年有個叫司馬徽的人，無論別人講什麽事，他一律都回答“好”。久而久之，別人送他一個“好好先生”的綽號。“好好先生”講麵子不講人格，講人情不講原則，認為“堅持原則是非多，碰著硬茬麻煩多，平平穩穩好處多，拉拉扯扯朋友多”。這類“好好先生”所奉行的做人原則和處世哲學就是“好人主義”。
好人主義，就是沒有原則，不分善惡，有意以“好”去討別人歡喜，不敢得罪人。奉行“好人主義”的人，就要多一點私心，少一點公心；多一點俗氣，少一點正氣；多一點圓滑，少一點原則。唐朝有個文學家叫蘇味道，曾經官居相位，向來處事圓滑，模棱兩可，人稱“蘇模棱”。他對人傳授其處世經，叫做“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棱以持兩端可矣”。他曆來為人所譏。其實，早在很久以前，孔子、孟子曾無情地揭露、批判過這類人，管這種偽君子、老好人叫“鄉願”。這種人不論在什麽地方，也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都充當“好好先生”。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鄉願德之賊也。”意思是說，沒有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敗壞道德的小人。
這種早就為古人所唾棄的“好人主義”，時至今日，我們隊伍中的少數人仍然奉之為寶貝。在工作上，做“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樣，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團和氣，表麵上是“團結”了，可黨性呢？道德呢？良知呢？毋庸置疑，“好人主義”的危害是很大的，好人主義的盛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門，正氣不伸，邪氣蔓延，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使得一些腐敗分子的膽子壯了，胃口大了，腐敗的空間擴張了，黨的原則被削弱了，對腐敗分子的監督教育也放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