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人生活在各種“票證”的限製裏。除了舉國共有的布票、糧票，每個城市還有各自的許多種“票”。我所居住的城市，買肉要憑肉票，買火柴要憑火柴票，買月餅要憑月餅票，買鍋要憑鍋票，甚至麵醬、粉條、豆腐這類北方市民最普通的副食品也須憑票購買。票證使上述物質變得珍貴，況且，即便你口袋裏有了屬於自己的票證，也並非就能買到你想買的東西。比如豬肉，那時每人每月憑票供應半斤。我家四口人，一個月內常把兩斤肉分成兩次買。記得有個星期天，母親宣布說要吃餃子，於是我早早起來，和一位姓宋的鄰居、我的女友結伴去副食店排隊買肉。星期天排隊買肉的人總是多的，豬肉卻有限。快要輪到我時，不知為什麽，我覺得案板上那半扇豬被售貨員“噌噌”地割著，縮小得格外快。我的心揪起來，生怕輪到我時肉突然沒了。排在我前邊的宋鄰居，心情肯定和我一樣，因為她把脖子伸得老長，似乎伸長脖子就能搶先買到肉。宋鄰居畢竟是幸運的，輪到她時，案板上還剩下一小條（四百克左右）難看的“血脖”，即豬的脖子部位。宋鄰居幾乎是歡呼著把那“血脖”買到手，不顧我的失望，也不顧身後那長長的隊伍的集體懊喪。我站在櫃台前不走，當售貨員再三告訴我“站也白站，今天不來肉了”，我才離開副食店。一路上拎著肉的宋鄰居走得很輕盈，我卻步履沉重。我開始惱恨無辜的宋鄰居：若是沒有她在前邊，那條“血脖”就是我的了，不是嗎？我惱恨著無辜的宋鄰居，心想你是多麽自私啊，難道你就不能把到手的肉分一半給我嗎，我是緊緊排在你身後的呀。瞧你那樣子，不就是比我多買了一塊肉嘛，也不是什麽好肉……這些念頭弄得我越走越生氣，最後故意和她拉開距離，不與她同路回家，並且一個星期不和她講話。豬肉離間了我和鄰居女友的關係，當時的我是多麽可笑複可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