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在《花山》做一名小說編輯。那時保定地區文聯的文學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覺得《花山》這名字響亮又燦爛，但編輯部所在的小樓卻是陳舊的。一層不斷更換著單位，從機關到商店；二層屬於我們。腳下的紅鬆地板在新起的建築中雖不多見，但因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開始鬆動，就像老年人那些鬆動的擠不緊的牙。
樓房臨街，盛夏時那些賣冰棍賣西瓜的叫賣聲悠悠地飄進窗子，仿佛緊湊著你的耳朵引誘你。看稿看累了我們就下樓買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編輯部充滿著一種熱鬧的人情味兒。西瓜就在辦公桌上切開，汁液在桌麵上流淌，卻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發或者待退的稿件。待發、待退，我們一樣珍惜。
也許我說小小的編輯部並非過分：幾間辦公室同時也是家在外地的編輯的單身宿舍，短短的走廊裏不得不起火做飯。於是家庭氣味和辦公氣味混合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存放稿件的櫃子裏就有了本地特產甜麵醬，單人床下邊就有了當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辦公室結婚生子，於是嬰兒的尿布如萬國旗一樣懸在了迎門。居住條件的窘迫造成了這一切，而這一切就顯得離過日子太近，離過日子太近就仿佛離文學太遠。也許你說日子和文學不能以遠近而論，這簡直是一種俗氣，一個編輯部首先需要神秘和莊嚴。但不知為什麽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這種種的“俗氣”。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誰有理由去責怪我的同事們的那份日子？何況真正的文學也並非那樣遠離人間煙火。你敢說哪篇巨著形成時，作者的桌麵上準沒有油鹽醬醋？
小樓也有清靜的時候——過麥了，過秋了，過春節了，我那些家在農村的同事便會騎車奔回家去。過後他們又會帶著一身被太陽慷慨曬過的氣息奔回小樓，付出雙倍時間處理桌麵上的積攢。那時一個人會幹幾個人的活兒。刊物按時和讀者見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