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真正能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史上有說隻有兩個半人，即：孔子、王陽明各算一個，而曾國藩隻能算半個，數第一的大多數後人認為是王陽明，這不僅僅是因為孫中山、梁啟超、張居正、曾國藩，包括蔣介石，還有日本的東鄉平八郎、稻盛和夫等是其超級粉絲，更主要的可能還是因其是戰功無數、從無敗績的軍事家，是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開學立德的教育家，是創立了與程朱理學分庭抗禮，譽為儒學又一宗心學的革命家。其參破生死，盡性知命，特別是在《傳習錄》中靜對弟子蕭慧請教“生死之道”的“知晝夜，即知生死”的解答，及臨死時微笑對門人周積說：“吾心光明，亦複何言！”絕不隻是作為曠世完人一代大儒人生風範的標簽，其追求忠信禮義的生死價值，以及對道德使命的篤行，更是有其豁達貫通超越生死的大哲智慧。在生死的關頭，人們無不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形式對一生進行反思甚至是檢討，故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態度。而王陽明之儒家“樂天知命”的“任命”觀，不光是對命運之中冥冥自然力量的認同和順從，更多的是對“使命”之命關於責任義務的“安身立命”。對待無法抗拒的命運，其“俟命”的態度，隻是對“使命”未遂的不甘。其一生命運多舛，無數次地麵對死亡挑戰，也一直表現出對生命的難以割舍，但及至使命達成，立就的是從容、坦然和淡定。孔子“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王陽明更是繼承並光大：“隻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屈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失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個千百年的禽獸。”不該死，故不應死，但當死不死，勢必違害天理，性同禽獸。死得其所，死有價值是其一生的標榜。“生死命道。”“朝聞道，夕死足矣。”之後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正是對曆代儒家信奉的生死觀的最有價值的概括。當人們意識到並不斷感悟到“致良知”不再是一般字麵上的對《孟子》“良知”和《大學》“致知”學說的綜合，而是蘊含了王陽明自幼對生命的探索，乃至是對生死觀念的升華和超越時，“致良知”的推崇，不但體現了一般意義上儒家的超越生死的理道，而且是儒學哲學大家生死超越觀的理論表現。作為儒家思想的傳承人，努力修人倫、建功業，以豐功偉績獲得生命的不朽和對生死的超越；作為哲人，則從理論上獲得安身立命之說和解脫生死之道，因之使得“致良知”不僅有了形而上學的理論意義，也充分釋放出極具現實性的實踐品格。既不等同於一般民眾樸素思維的生死超越觀，也不是哲學家們純粹思辨高深的超越生死說，他即世又超世，平凡又超凡，是典型的儒家高明而又中庸的生命大智慧。其以儒為主，兼取佛老，平衡入世出世，以有攝無，以無化有，把儒家的責任使命和佛老的灑脫飄逸平衡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的思想闡述，從而也就修煉了“此心光明，亦複何言”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