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出身貧寒，在南征北戰中深知讀書教育的重要作用，取得政權後，更認識到儒學和儒士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因而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另一方麵，明王朝在思想領域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並將其奉為官方正統的統治思想，排斥和壓製其他學派。其極端的做法便是首創了八股取士，從“四書”和“五經”中命題，以八股製義為定式，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同時還嚴訂學規，加強對學人的思想控製。明太祖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還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撰《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作為欽定的教本。
清朝立國後，清政府為了有效地統治廣大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的同時，實行尊孔政策，以籠絡漢族士大夫階級和一般知識分子，為其統治服務。同時，還大力提倡讀經，推崇程朱理學，提倡封建倫理綱常。清代的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內容亦均以程朱理學為主。清初的幾個皇帝，對於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理工作也都十分重視，曾相繼組織學者編纂書籍，對梳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是有貢獻的。如康熙時編纂有《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時最重要的是《四庫全書》的編纂，該書經十年始成，分經史子集四部，保存整理了大量曆史文獻。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仍在於為了鞏固政權，在於所謂“寓禁於徵”，即通過編書，將過去和當時一些具有愛國精神及反對封建統治或批評封建倫常的書籍加以銷毀禁止。據後人估計，乾隆時期借修《四庫全書》之機先後燒毀的書籍共有3100多種，幾乎要超過《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