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所述各個城市的做法在我國城中村改造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從改造的主體和操作方式來看，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1．政府主導型
山西晉城的土地儲備模式、深圳規劃控製模式和杭州的撤村建居模式均屬於這種類型。改造工作從村居規劃到土地征用、從村民轉製到居委會設立，均由政府組織、政府協調、政府推動，一般設立專門的村居改造辦公室負責。政府主導型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前後一致，相對公平公正，加上政府有關部門給予強力推動，村居改造速度快，社會效果明顯，遺留問題較少。但改造資金需要政府投入，村民安置壓力較大。對位置相對偏僻、市場化程度較低，村集體經濟力量較小，村莊環境質量差，群眾改造願望強烈，拆遷對抗性弱的村莊，一般宜采用該方式。
2．市場主導型
珠海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即是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政府在改造工作中處於政策製定和監督者的角色，城中村改造的資金籌措、房屋拆遷安置、房屋開發建設均由開發商進行，政府承擔的壓力不大，改造的社會效果和環境效果也比較理想。缺點是對改造中釘子戶的處理缺乏響應的法律支持，城中村相互之間拆遷補償政策的不一致也容易引發群眾攀比，村民與開發商的利益博弈也常常延緩項目周期。該方式適合於區位優勢明顯、土地升值潛力較大的城中村。
3．村集體主導型
廣州的城中村改造即屬於這種類型。由村集體主導進行城中村改造，農民的利益有所保證，由於村民自己決策，自行改造，村民參與熱情高，避免了改造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諸多矛盾。但從實踐來看，“一村一策”的改造模式缺少政府推動，改造工作常停滯不前，土地二元製的矛盾無法徹底解決。村集體一般城市意識差，政府規劃在執行中往往走樣，城中村改造質量、效果不甚理想，有時造成很大的浪費。另外，資金籌措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該方式比較適合村集體經濟發達，村班子威信較高的城中村，例如獵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