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標誌著新時期的開始，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理論、文學、藝術等方麵的深刻變化，推動著改革大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滾滾向前。作為與時代共命運的軍旅小說家們，不可能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深刻變革置若罔聞，他們開始重新拿起因十年浩劫曾一度停下的手中之筆，去反映新時期的軍旅生活，去謳歌新一代的軍人，去勾勒我們這個嶄新的生機勃勃的時代。
這個時期，地方上沉默多年的作家們並沒有很快去謳歌嶄新的生活，而是先由理論界所說的“傷痕文學”，即以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等為標誌，正麵反映“文革”十年浩劫在人民生活和心靈上造成的累累傷痕。由這類小說進而演進到“知青文學”、“反思文學”等，最後才切入時代生活的主潮，即“改革文學”的興起。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撫摸浩劫歲月的傷痕，到對這段歲月的深沉思考，進而開始了文學對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與地方作家截然不同的是，部隊作家們一進入新時期便體現出軍人們那種無私無畏的獻身精神，這倒不是軍旅作家們對剛剛過去那段浩劫歲月的麻木與淡忘，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恰恰在這個時期，南線邊境發生的戰事使他們來不及去慢慢咀嚼和反思曆史，而是一步到位地將自己的筆觸切入到眼下的正在發生的鮮活的生活。這便是以徐懷中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為標誌而引發的“戰爭題材熱”。至今，史學界、理論界仍然認為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是新時期軍事文學的開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