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辦企業是要賺錢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企業必須講經濟效益。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說到底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這同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講求社會效益，又是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一條根本原則。
這些道理應該說是明擺著的。但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卻又往往出現兩者不統一的現象。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曾經糾正了“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忽視經濟效益的偏向，強調企業必須注意經濟效益。後來，另一種傾向又有所滋長，有的企業單純追求本單位的“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他們隻顧自己賺錢，而不管對社會、對人民群眾是否有利。這樣的“經濟效益”也不是我們所提倡的。
企業追求利潤無可厚非，企業不謀利就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而且，如今的企業界的生存競爭也日益激烈，不圖利就無所謂生存和發展。但所謂圖利，如果全為一己之利，根本不顧他人，不顧道義，不顧社會責任，那社會會變成什麽樣子呢？但有一些人認為，企業在追求自己利潤的時候，就已經在不自覺地創造社會效益了，沒有必要再刻意強調企業對社會的責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也有類似的論點，“由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但是，不要忘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生產的盲目性，並且必然有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衝突，因此我們不能不對此重新加以慎重的思考。對此，儒家所提倡的“義以為上”的思想不失為一劑良方。
也就是說任何企業處理企業與社會公眾的利益關係時，都應把“義”作為立足點。從“義”出發，從利於社會大眾出發就可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豐收。企業唯有“利他”，才能自利，如果隻從自利出發，就不可能利他，最終也不能自利。世上的各種利益關係錯綜複雜，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企業與國家的利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利益，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鎖鏈。企業為社會的利益著想，給予他人、給予社會以利益，才能將利益回歸自己。